试比较《水煮三国》与《三国演义》异同

一、主题（作者主旨）
    《三国演义》（以下简称《三国》）的主题历来争议颇多，大致有尊刘抑曹说（政治倾向）、歌颂理想英雄说(英雄史观)、三国战争史说、悲剧说、分合说（反映历史辩证法）、天命观（哲学层面，人生态度）等说法。
    《三国》的文本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过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作者的改造创作，即为“滚雪球”式的“世代累积”型小说，所以分析其主旨也应该站在不同视角，不同立场来看待。从文本具体构成的角度分析，《三国》的主题有两个层面。一是明显受到历史事实影响的部分。在这部分文本中，作者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基本遵循历史著作的写作原则，较少虚构，主要叙述东汉末期及三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其基本主题是总结历史经验，正如文首作者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正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作者并没有完全以道德善恶来评价历史人物，而是着重以是否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为评价标准，其中尤其重视才干的作用，自然也就对曹操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表示赞赏（甚至高过刘备等诸人）。二是明显受到民间艺术影响的部分。民间艺术代表中下层老百姓，持的是世俗眼光，所关注的方面较为具体、狭小和“短浅”（现实），所以在这部分里，历史事实服从其道德需要，文本的价值取向偏于道德化的情感满足，以道德善恶品性好坏来臧否人物，即尊刘抑曹（故曹操与刘备打交道总是处于下风）、歌颂理想英雄（理想主要体现在道德的完满，如刘备、诸葛亮、关羽等）。此外还反映老百姓素朴的天命观（宿命）以及人生态度等。
   《水煮三国》（以下简称《水煮》）主要是作者借助《三国》典型人物和事件，以此来反映当下社会的激烈的商业竞争，如用“三国鼎立”的局势来分析商业竞争中三种不同类型企业的管理者。而其主旨是阐述“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思想，纵观《水煮》，全书二十三章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一是职场创业的生存谋略；二是以人为本的管理谋略；三是团队互动的交际谋略，四是料敌制胜的营销谋略。这四大类内容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以人为本，以智制胜。
     当然，二者也有相合的地方。在中国企业界和日韩等国家，很多人就对《三国》中所蕴涵的丰富谋略和人生智慧津津乐道，并把它作为一部管理学经典来研读。可见，《三国》主旨的博大精深远非一部管理书籍《水煮》所能比拟。

二、思想意蕴
    《三国》的思想意蕴也是极其复杂。正如其主题一样，其内涵也并非始终如一。一方面，当文本情节趋近于历史事实时，“才”重于“德”，就正如在官渡之战中作者为曹操的深谋远虑和重视人才激赏：“曹公钦义烈”；另一方面，当文本情节为民间艺术的虚构时，“德”重于“才”，如曹操和刘备集团打交道时似乎总是傅手傅脚，处于下风。
     从总体上看，《三国》是倡导以“义”为中心的道德。“义”有大义与小义，正统与民间之分。其中刘备是代表正统“义”完满道德形象。在政治目标上，刘备着眼的是光复汉室，这是大义。而与关羽、张飞的感情是私人感情，是小义。“义”字更集中表达了“市井细民”的愿望感情，如市井之义，朋友之义，上下级之义，同事之义，敌人之义等，其中尤其宣扬关羽之义（兄弟之义气－小义，君臣之忠义－大义），关羽是《三国》代表民间（即市井细民）“义”的最高形象。大义和小义又是基本一致的（也有矛盾，如关羽战死后，刘备就面临“义”的两难，最终他错误地选择了为兄弟报仇的小义），刘备与关、张结义的誓词即有：“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第一回)围绕着“义”，还有“忠”（诸葛亮之忠）、“仁”（刘备之仁）、“勇”（大将之勇）、“智”（谋士之智）、“信”等。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国与罗贯中所处元末农民战争时期这样一种“乱世”，对于被封建王朝长期压抑与沦落的人才来说，是百年不遇的机会。正所谓：“乱世出英雄。”他们可以通过依附，选择不同的统治集团表现自己的才干，争取个人人生价值获得更大程度的实现。《三国》提出了识别人才（德与才的取舍）、争取人才（待遇、方法）的战略思想，而且更加强调了使用人才的重要性(才能与职责的匹配，奖罚等)，正如“马谡失街亭”就是诸葛亮使用人才错位。作者突出描写了“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人才观，并将其纳入历史兴亡的辩证思考中，强化了作品的主题。
     《水煮》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思想，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所谓的市场谋略无不是作用于人且为人所用的，人才是整个市场和企业的中心。《水煮》二十三章分别从人生态度、创业信条、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实效管理（行为和目标关系）、人才的激励机制、有效的授权、以人为本的薪酬管理、找对人才、反求诸己的人才选拔、智士不为暗主谋、办公室恋情（江山与美人之间的选择）、赢得员工的献身精神、办公室政治（公司文化）、时间价值（效率）、管理老板、做一个勇敢的部属、高效率的市场营销（全员营销）、理解顾客、品牌、资源整合、企业重组（控制权）、企业文化、企业机制（过程管理）等方面展开，作者首先肯定了正确的人生、职业态度的重要性，正如曾经担任中国足球队教练的米卢说过：“态度决定一切。”作者没有简单地停留在纯粹的理论（或曰智力化）层面，在态度、信条之后，提倡务实的管理作风，认为具体的行为和操作才是成功的关键。其中难得可贵的是，在商业欺诈、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作者试图把企业管理作为一种文化来努力构造和经营，并坚持一种高尚的信念。当然，作者也并非鼓励僵化的道德教条，认为只要目标正确，有时也可以“不择手段”（超越世俗的伦理道德观），正如古人说“正人用邪法，而邪法亦正”。

三、人物形象
     《三国》中，人物形象大抵定型，如奸雄曹操、忠义神武之关羽、“明君”德才兼备之刘备、智谋化身之诸葛亮、莽夫张飞、小霸王孙权、奸臣司马懿等等。其中演绎得最为生动传神的当是曹操。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性格是多重的，不仅凶残、奸诈、狂妄，而且还有十分“可爱”的一面。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三国》中，曹操都是一个很重视人才的雄主，正如司马光曾赞扬历史上的曹操“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资治通鉴》第六十九卷），如其顾不上穿鞋迎许攸的热切之心可见端倪。而作者下笔墨最多用意最多的无疑是作为“王道”化身的明君刘备。在《三国》中，刘备更大意义上是作为完满的道德形象（重名节、义气高于一切）存在，而非雄图大略能力超群的君主。这或许就是我们在读《三国》的过程中，往往觉得刘备没有什么突出的实际才能（似乎总以“哭”来笼络人心－“女性化”性格倾向），甚至显得有些懦弱。而那位贤相“完人”诸葛亮，也几乎被作者描绘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即使败也败得光彩（如第九十五回，明明是诸葛亮几乎一败涂地，作者却赞他：“瑶琴三尺胜雄狮，诸葛西城退敌时。”）或者帮他推卸责任，如马谡失街亭。其实所谓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实效上是五出祁山，却无寸土之功（“劳民伤财”倒是有的，当然，其才能还是《三国》中首屈一指的，但毕竟个人力量改变不了历史大势），所以更多的也是表现在道德层面的崇高。至于“美髯公”关羽，可以说是《三国》中少有的一个集文武于一身，道德形象与实际才能俱高的人，如作者赞他：“汉末才无敌，云长独出群。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但是其最终结果却是悲剧性的败走麦城，这是否反映作者对于道德力量的绝望呢？
    《水煮》中人物形象相对缺少个性（《水煮》并不十分重视刻画人物形象和细节描写）。如曹操，作为得天独厚、实力强劲、产品占据市场半壁江山的大公司（利用计划经济的特点，大量占用国家资源的传统企业）的总裁，自言为“完美＋力量”（ 英气兼而有之，雄气兼而有之）型的英雄性格。在《水煮》中，曹操财大气粗，指点江山，意气飞扬，是一位典型国企老总，有魄力而细心不足，有“阴”谋而远见欠缺。这比其在《三国》的形象更简单，也更等而下之。作为《水煮》首先出场的人物刘备，是穿插全书的线索，而其角色则是一个艰苦创业、白手起家、迅速崛起的新兴企业的总裁，为人处事如履薄冰、谨小慎微。在《水煮》中，刘备善于察言观色，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使自己时时处于最安全的境地，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在企业管理方面，刘备是一位具有“管理的穿透力”的帅才，善于选拔争取利用人才，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虚怀纳谏，从善如流。当然，正因如此，当事情落实到具体的层面的时候，就不是他的擅长了。总体而言，刘备是作者最为心仪的领导者。相对《三国》，这里的刘备更会用“权术”（如其“胡萝卜” 理论），更会变通（“菜市场”理论），也更富有情趣（比较懂幽默，懂得享受生活）。诸葛亮在《水煮》的第十四章才“姗姗”出场，无疑作者是把他作为一个“压轴”人物来描写的。在这里，诸葛亮是一位十分有干才有谋略的智囊，极具创新和前瞻意识，在智慧上明显比其他人高出一筹，而且也作出了显著的业绩。诸葛亮不仅仅止步于“鞠躬尽瘁”，已经开始合理科学地管理利用时间。其对人生、社会、男女关系等等有非常新颖、深刻的洞见，如其关于“才女是烟，丑女是茶，美女是酒”的妙论。可以说，诸葛亮是作者最为欣赏的企业人才和谋略大师。其他如关羽、张飞、孙权、周瑜（后两位写得较少）二书大致同。

四、叙述模式及描写手法
    《三国》叙述模式并非严格统一，，其大致有两种叙事方式：即类似于史传文本（受历史事实影响部分）的叙事和类似于话本文本（受民间艺术影响部分）的叙事，相对应的主要手法分别第一人称全知叙事和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叙事时间上大致是按照历史事件的发展的连贯叙述；叙事结构上也基本按照情节展开，正如中国现代著名学者陈平原所指出：“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256〕
     《三国》（主要受民间艺术影响的蜀国部分）已经有了大量直接心理描写，经常使用悬念（诸葛亮的“锦囊妙计”）以造成一种神秘和传奇色彩，也有了大量的虚构情节。
     《三国》引入了三国时代人物的许多诗文，如孔明的《隆中对》、前后《出师表》、曹操《短歌行》、曹植的《铜雀台赋》等；大量采用魏晋笔记小说中材料等穿插文中。这样的作用是一方面可以作为佐证或者说明观点，加深读者印象；另一方面是有利于文章篇章布局的展开。
     《水煮》的叙述模式则较为简单，大致是按照其企业管理思想的展开而展开（因为刘备是全书的线索、重心。所以也可说是随着刘备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在大多章前面都先引用一段文言文，这段引文一方面是作为下文的“引子”；另一方面也可润色全篇，增加文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章末，也都有一段作者评论，总结全章。《水煮》中，几乎没有心理描写，都是你来我往的有话直说，这样便利于作者阐述其管理思想，但有时不免显得铺陈、累赘。作者一个独特的叙述手法就是喜欢把深刻的道理列成条条框框，使读者一目了然。如第二章“创建高绩效团队的五大要诀”、第六章“实现有效授权的九大障碍”等等；此外，作者还擅长于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形象说明自己的观点，如第一章就有“鸡与老鹰”、“玩蟋蟀”、“沙子里找铁屑”、“孤僻的狗”“小男孩搬石头”等故事。这种方法可以化繁复为简单，化深奥为浅显。
在描写方面，《水煮》有一个特点就是喜用动作语言，这有些类似戏剧中的“科泛”（提示），如“刘备先是默认，然后向周瑜竖起了大拇指”、“ 刘备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等等，把主人公刻画得惟妙惟肖，这样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十分亲切、真实的感觉。
     可以说，在叙事模式和描写手法上，《水煮》作者基本都是以服务文章主题为宗旨，并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也没有很多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在这方面远逊《三国》。

五、语言风格及喜剧手法
     高尔基有句名言，“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和青年作家谈话》见《谈写作》)。可见语言对于一部作品的重要性。而《三国》正是一部很有语言特色的名著。明人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论及《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时指出：“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约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这段话可看作是对《三国演义》语言风格的准确而形象的概括。
     从《三国》的读者接受面的宽广来看，其“雅俗共赏”的双重文化品格也非常明显。清人伪托金圣叹所作之《三国志演义序》有云：“今览此书之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也。”清末小说家吴沃尧也有类似说法，“是故等是魏、蜀、吴故事，而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至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夫迄于舆台，盖靡不手一编者矣。”《三国》的语言既不同于唐代传奇、宋元话本，也不同于后来的《水浒传》、《西游记》，更不同于再后的《金瓶梅》、《红楼梦》。《三国》使用的是浅近通畅的文言，这种语言是文言与白话的有机结合，即“半文半白”。它把文言的“深雅”与白话的“浅俗”融为一体。
    《三国》语言风格简洁精练，这尤其表现在叙述语言中生动传神；语言个性化，让人感觉亲临其境，亲切无比，如莽张飞的“粗话”；晓畅自然、灵活多变，即“半文半白”，这主要表现在把握文句长短、简繁、雅俗、深浅的适度上。气势充沛，这与《三国》特有的政治军事题材有关，比如战斗场面的气势如虹，英雄的叱咤风云等等；语言个性化，比如张飞的口无遮拦，关羽的稳重，刘备的谦和等。
    《三国》的喜剧手法运用的炉火纯青。通过在对比映衬中显示喜剧性格，孔明之机智勇敢和司马懿之多疑胆怯；三顾茅庐中刘备三兄弟的对比三人的态度和情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进行强化，或者某一细节大肆渲染，给人以轻松愉悦之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如“张飞大战长坂坡”、“庞统理事”、“曹操败走华容道”、“死诸葛走生仲达”等）；通过语言技巧来体现喜剧特色的，如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祢衡击鼓骂曹等；通过白描手法自然流露，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倾向应当从结构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正如顾亭林论《史记》有“于序事中寓论断”一条，指出作者“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日知录》卷二十六)。如曹操的三次大笑，孔明的“三气周瑜”等，莫不是以白措手法表现喜剧特征的典型例子。《三国演义》运用讽刺手法非常注意分寸。讽刺的对象不同，讽刺的程度也有所不同。这跟其主题吻合。
    《水煮》语言风格方面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口语化。如孙尚香嗔怪道：“什么叫‘赚得美人归’？你把我当成什么啦？当成你经营的生意和利润？”等话语俯拾皆是 ，再加上其简练、幽默、哲理化（高度概括，凝练人生哲理，如作者在阐述其管理思想的时候）以及类似“科泛”的描写手法，就形成了作者特有的清新自然“水煮”语言风格。这种风格让读者感到轻松、愉悦，就像是在工作或者饭后品“水煮”的茶那种气氛，沁入心脾。
     可以说，《水煮》之所以成为畅销书很大原因得益于它喜剧性的风格。因为如果不是为了特定的需要，没有人愿意去啃那种艰深而又枯燥的书籍。《水煮》作者利正是用人们的这一心理，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讲企业管理思想演绎得通俗易懂，这正是其成功之处。《水煮》的喜剧性，或借助于嘻笑怒骂、纵横恣肆的语言，如“刘老师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啊！”、刘备回答孙尚香的话：“一张红脸是害羞，一张黑脸是卤莽，一张看不出颜色的脸是暗藏心机。”等等；或借助于灵活幽默的类比、拟人、排比、夸张、双关等手法，如十八章“女人和顾客的23 个经典类比 ”、“一张红脸是害羞，一张黑脸是卤莽，一张看不出颜色的脸是暗藏心机。”无不令人捧腹大笑，而且在笑完之后，留给我们一些思索的空间。
     总体而言，《水煮》是一部以“水煮”式的语言风格，借助《三国》的一些典型事件和人物，幽默生动地阐发其“人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思想，从这个层面上看（商业运作、作者目的及读者），《水煮》是一部极为成功的作品。但是，《三国》思想底蕴的深刻和复杂性，文学艺术的创新和多样性，人物塑造的传神和个性化，历史影响的深远和广阔性，都非区区一部《水煮》所能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