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文革”手抄本
     所谓手抄本，是文化传播的一种特殊方式，即相对于公开印刷发行的文化而以手抄的形式进行传播的文化现象。而“文革”手抄本，正是当时相互传抄、流传甚广的民间文学形式之

一，它作为文化专制年代的特定产物，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
     “文革”手抄本的出现和繁盛，大体有这样几种历史因素：一是极“左”路线、文化专制政策以及林彪反革命集团及“四人帮”对文艺（特别是文学）具体工作前所未有的干预，是其出现的政治根源。手抄本作家张宝瑞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文坛陷入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悲惨境地，但是富于反抗意识、想象力的中国人不能容忍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这正同于明清时期民间知识分子以手抄本形式作为抵抗封建专制文字狱的有效武器。二是中国古代民间文化的传统，是其出现和繁盛的历史基础。手抄本在中国文学史中，通常被认为是属于民间文学或通俗文学的范畴。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最初是作为经济发展落后阶段文化流传过程中的主要传播行为，而后随着印刷术兴起，文化的公开性为统治者所据有，成为体现其政治意识的工具，手抄本就逐渐成为群众表达自己心声的艺术形式，唐宋的手抄话本和宝卷便是典型。三是一些文化先锋在民间活跃，形成“文革”期间独特的地下文学，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斗争（对抗样板戏等），使得手抄本在“文革”蔚为大观，这是“文革”手抄本出现的导火线。四是当时的中高等教育中断或者说是异化，产生了大批对知识如饥似渴的青年，这就形成了“文革”手抄本的阅读和参与主体。五是当时西方文化思潮及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的影响，这是“文革”传抄本产生和繁盛的外部因素。六七十年代，正是西方文化风起云涌的时代，一部分外国作品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以及一些西方现代派诗歌等在一些青年中引起“地下阅读”热潮。而意识形态的斗争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此外中国当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苏联也交恶，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使得中国外交孤立，更加剧国内的政治气氛的压抑。
     这些因素也就使得“文革”手抄本相应具备了这样一些特征：一、抗争性，即反抗当时的文化专制。“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是把人理解为政治动物，所以“文革”对政治之外的一切都不认可，甚至给予破坏，这也就压制了正常人性的释放。时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也正如“文革”的发动者毛主席所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文学也是这样。诗人汪国真也说，“文革时期的手抄本，是群众出于对文化禁锢的不满。”所以，“文革”手抄本实际上成了部分人反抗文革主流专制文化的武器之一。二、异化性，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越是邪恶，文化观念就越是狭窄和封闭，从而被置于异端地位的人和文化资源也就越普遍。比如流行手抄本《少女之心》（另一个版本为《曼娜回忆录》）就是集中描写情和性的，这在当时的“禁欲主义”的背景下，是极为“出轨”的作品（实际上作品立意不在渲染情和性，而主要是表现“禁欲主义”的荒谬——给民众带来的精神伤害和人性扭曲）。三、集体性，这是手抄本的生命力所在，一方面，“文革”手抄本反映的是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心声，另一方面，它在当时民间广泛流行和传抄过程中，必然有很多人会对其进行加工，故而凝结了多数人的智慧。这也正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所认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符。高尔基在《论文学》中论述民间文学“与悲观失望永远是绝缘的”， “文革”手抄本不但形成这一时期文学上的一片绿洲，而且点燃、汇聚成一股愤怒的地火，启发人们冷静地思索现实，看到极“左”政治给我们的民族所带来的灾难，唤醒人们去斗争。四、先锋性和传奇性，这是手抄本形成辐射核心（可读性）的基本要素。先锋性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当时一些青年诗人的地下诗歌，这类诗歌对社会、历史、人生等问题的独到见解，感染和启发了人们，因此它们也成为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的先声。再比如著名的“文革”手抄本《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就是以神秘和传奇气氛满足民众在文化沙漠中的饥渴。五、形式的多样性，手抄的形式变化多样，其长短不一，深浅不同，在各个阶层中各有相应的接受对象。这有些像英国历史学家沃尔茨的“配景理论”：不同角度和价值观各有不同的看法和需求。五是时代性，这与第一个特征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作为这个时期的一种民间文学，手抄本不可避免地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一方面它强烈地批判极“左”给我们中华民族所带来的灾难、危害、痛苦（即第一点特征），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对极“左”时代的一定认同、接受。比如《梅花党》，就有丑化党和国家领袖的夫人为美蒋特务及美化造反派等现象。在一些歌谣中，刘少奇同志更是作为批判的靶子，成为所谓“坏分子”的典型。（这是盲从的具体的表现，究其原因，还在于全民族难于摆脱的现代迷信，其中，传统的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无时不在起着支配作用，当然还有时代的局限）。
     从内容上看，“文革”手抄本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对极“左”思想，尤其是林彪、江青之流的政治骗子的批判作品，其中表现出真知灼见，以檄文般的语言表达出人民的愤恨，感情真挚强烈，极尽讽刺和嘲讽之能事。这类作品主要有一些诗文和短小精悍的政治笑话。其中政治笑话集中批判极“左”思想、现代迷信下的愚昧和蠢笨，从另一种意义上表现出对文明和智慧的尊崇，具有独特的风骨。这类作品因为涉及到“文革”政治，所以在当时是“问题”作品。
     二、对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具有民族优秀品德和聪明智慧的人物的尽情讴歌。这类作品以传奇故事和政治歌谣最为典型，在《于飞三下南京》、《许世友三进宫》等作品中，每当情况紧急，常出现向周总理请示或汇报的情节。这一方面体现出民众对总理的爱戴和信任，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民众借此向总理表达心声,希望总理能够力挽狂澜，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或许也反映出当时人民对高高在上的“神明”毛主席开始产生怀疑的矛盾心理）。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也正包含着群众素朴的人生观、社会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是他们对时代的体验和感受所进行的形象概括总结，以及他们特殊的审美发现。
     三、对社会、历史、人生等问题有独到见解，甚至超出时代范畴的作品，这在一些手抄本小说和先锋派青年诗人（其中舒婷、郭路生等人的“朦胧诗”开创最有意义，诗人们侧重表达对“文革”政治神话这一异己力量的抗争和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四人帮”专制暴行的批判和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以及对斗争哲学无限扩大化思想的否弃和对人道主义的爱的向往等方面）的地下诗歌表现较为集中。这些作品或对爱情禁区的突破（作品表面离政治较远，只关心青年人的命运、生活状态，如《九级浪》写女青年的堕落过程和男女情爱，而实际上正是发泄对现实及政治的不满），或对时局的清醒认识，或对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如《公开的情书》描写青年精神危机和对于信仰的怀疑），都与时代流行的盲从现代迷信的思维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古希腊智者派学者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这部分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潮（与“文革”神本主义专制文学思潮的尖锐对立），这正是这些“文革”手抄本最富有文化、历史及思想价值的地方。
     四、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普遍充斥于手抄本作品中。新中国的理想主义教育是全社会性的，渗透进人们的思维机制，使得人们坚信共产主义事业，热爱并且忘我追求真理和光明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类作品分为两类，一是秘密文学，诸如郭小川、郭路生等人的地下诗歌，一则是公开的文学，如《理想之歌》、《红卫兵诗选》（这一类说是狂热主义似乎更恰当）等。前一类是主流，价值意义也更高；而后一类也成为传抄对象，是因为手抄本很大的流传面是青少年，他们具有强烈的求知欲，一方面需要从多个方面了解世界，另一方面也需要面对现实，接受并且融入时代的大潮。
     五、一些作家及特定学科研究者的地下创作，这类作品大多是作为个人的创作和研究，是一种纯文学创作和纯学术研究，较少政治、时代特色，也没有在很大范围内流行，故而在当时影响较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革”手抄本。
     “文化是一个社会自我认识的主要工具……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会全然压制社会多元的内在发展，而无可避免地社会的文化是第一样被压制的东西；……这个国家今天阉割掉它的文化，明天知识性和道德会变的怎样无能?……生命的升华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不断把秘密的东西开辟出来 ”（哈维尔《给捷克总统暨共户党总书记胡萨克外公开信》）。
      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确，历史是认识现在的基础，不了解过去就不能理解现在，更遑论未来。意大利历史学家克洛奇也说：“一切历史皆当代史”。梁启超说得更明白：“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故而，了解历史，还历史一个清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应该作为“文革”手抄本存在的首要价值和意义。“文革”是一段历史，而且是一段特殊的历史，而“文革”手抄本正是那特定时期特定政治思想文化气氛下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学形式，所以它必然承载了一些那个时代的事实（甚至可以说是最忠实的记录），尤其是在中下层民众眼界里的事实以及他们对这些事实的态度、看法等等。这可以和中国史学研究里的“秉笔实录”的求真意识传统相印证。正如有人说：“一代人的怀旧是另一代人眼中的做秀”。从这个层面上讲，“文革“手抄本至少可以唤起人民注意一段被湮灭的历史。
     其次，中国传统史学一向具有“扬善惩恶”的传统，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里说：“腾褒裁贬，万古魂动。”站在历史学的角度看，“文革”手抄本作为血和泪的一页，也体现出一种难得的历史批判精神。它一方面是专制的文化力量压迫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文学的自觉，文明的力量对愚昧和现代迷信的对抗、冲击，与专制文化的“假大空”相对比。其中着力表现出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广大民众无畏的勇气，对社会、人生、历史等问题的独立思索，在群体行为中显示出充分的个性和自由，无一不包含着历史的批判锋芒。
     再次，在中国文学史上，它表现出时代、民族的文化特色，其珍贵价值主要体现在填补文学空白的层面上。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俄国梅列日科夫斯基更说：“写的比发表的有意义，说的比写的有意义，再说到底，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有意义”。这大概也可以用来描述“文革”手抄本的意义和价值吧。